拿什么来拯救软件业

2004/06/18《互联网周刊》 徐亚岚 李晓蕾 何佳艳 江兰 刘艳

 

　　销售萎缩、利润下滑让看起来仍处于“风头浪尖”的中国软件企业第一次感受到了“泡沫”的可怕，即便会有一两个亮点也难掩软件业集体的失落。
　　
褪去光环的软件业
　　在不久前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揭晓仪式上，有关人士透露，2003年中国软件类企业整体销售收入下降2%，利润更急遽下降57%，营业利润率仅仅维持在2%。这则新闻几乎惊醒了软件业圈里圈外所有的人，一直被誉为“暴利”的软件行业全盘遭遇滑铁卢？
　　神话总是在有着辉煌历史的企业身上率先破灭。2003年10月31日，曾放言“要做中国微软的科利华”的宋朝弟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300名9个月没领到薪水的科利华员工将他整整围堵了一夜。托普的宋如华“脱身”比较快，他的“告别演出”也很突然。2004年3月19日，宋如华通过托普公司公告宣布，以两元钱将价值以千万元计的股权和托普软件以及托普科技两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拱手送人。这也可能是该公司继2000年宣称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人才大跃进”之后，托普最吸引公众视线的一次。不过那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就在当时，四川、上海、浙江等地的托普软件园被当地政府查封。如今的宋如华金蝉脱壳，留下的却是一个面临崩盘的托普系。
　　托普系危机带来的冲击尚未平静，又传来“方正科技转让方正软件80%股权，全面剥离软件业务专注于IT硬件业务”的消息。与此同时，各个上市软件公司的2003年年报带来的也不是喜讯，一些主流软件企业主营收入的增长并不能遏制利润大幅下滑的趋势。
在过去的三年，中国软件市场的年增长达到了19.7%，但中国的软件企业始终没有摆脱成长的烦恼，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仍然非常小：48亿美元的软件市场规模在全球的排名中只位列24；美国的软件企业平均人数是300人，印度是145人，中国只有43人；印度大约有80个通过CMM4和CMM5的企业，而我们只有5家。目前通过认定(《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的软件企业有8582个，但年收入在一千万以下的有75%，他们都在为生存而挣扎，根本没有精力思考如何持续发展。

击破软件业的五个幻象
吃不到嘴里的大市场
　　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市场大”。先别说这个大市场里的每一个企业都需要信息化，百分之一的比例就是一个惊人的数量。从一个软件的单机版应用到企业内部网络的建设，再到内外部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连接，从最普通的财务软件到复杂的系统集成，从CRM、MRP到炙手可热的ERP，几乎人人都能看到这里的机会。
　　核心技术的缺乏却使得国产软件难以在高端的市场上有所作为。与此同时，国产软件寄予厚望的中小企业市场也并不是设想中的那样理想。信息化的收益如何衡量，花了钱却看不到现实的收益是国内企业常常会有的疑虑。在这样的意识驱动下，中国企业信息化仍然倾向于购买硬件设备，而软件只能作为硬件产品的搭售，几乎赚不到钱。

政府“救济”不能做大企业
在中国软件应用市场结构中，政府采购的增长速度最快，已经成为中国软件产品年采购量最大的一个行业。下面的一组数据也给了人们更强的信心：2002年政府行业的软件采购额为44亿元，2003年已经达到了5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2%；2002年政府软件采购比例占整个软件市场的12 .8%，2003年这个数字则是13.6%；而国外政府采购一般会占到全国软件市场的30%，政府采购的潜力十分惊人。2003年初《政府采购法》出台，政策优惠使国产软件企业们欢呼雀跃。几年来在政策的倾斜下，国产软件在政府采购中几次大获全胜。
　　然而，这样的政府采购真的能够促使软件业回暖吗？各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政府采购更偏向于本地软件企业。
　　此外，采购之后却仍然无法有效地应用使得政府采购对国产软件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在获得采购的软件上，常常出现国产软件与其他的软件无法兼容、使用性能极不稳定这样的问题，无奈之下，政府部门只好把这些软件重新卸下。事实上，拿单仍然只是最初步的胜利，决胜的关键是能不能在实际的办公应用中成功击败国外软件，获取更有利的地位。但技术能力的欠缺决定了国产软件必然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而政府采购的机制也存在着更大的问题。政府采购是把双刃剑，政策优惠能给予国产软件企业一定的生存空间，然而，一旦让国产软件企业们养成了依赖的习惯，就会丧失在公平市场中搏击的能力。
　　
当人才逐渐丧失成本优势
　　有人说，中关村缺不缺人才，因为这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智力最密集的地方。不少企业将公司设立于此，都是看中了这里的人才资源。一些国外的软件项目分包到了这里，也是看中了这里的人才成本优势。
　　然而事实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一家软件外企选择将部分研发放在中国，其原来的打算是：美国的人力成本是75美元/小时，中国15美元/小时，可不赚疯了？等下了水之后才发现自己面对如下的尴尬现实：美国市场上印度人的价格现在降到了25美元/小时，加拿大人的成本是35美元/小时，与之相比，中国的人力成本虽然仍有优势，但中国员工平均的工作水平低，美国员工1小时完成的工作量，中国员工需要3小时。而且中美时差太大，员工普遍要加班，成本自然升高。隐性成本还体现在，中国员工英语水平低，经常误解客户需求，甚至得罪、丢掉客户。
　　人才结构与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使得我国的软件人才从总体上无成本优势可言。软件产业不仅需要培养软件基础研究和软件开发的人才，也需要大量应用分析设计和软件项目管理人才，以及软件市场化所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而后面的三种人才在国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样的最高级人才，按照Sun中国工程研究院院长宫力的说法，“不是从书本中来，也不是从证书中来，只能从实践中来，从软件中来。”即便有这样的人才，也往往由于在国内找不到发挥的空间而流失，中国软件企业一贯的做法就是拉单子、做项目，根本派不上用场。
　　结构的失衡还导致软件产业存在着严重的大材小用问题。许多软件企业大量使用本科生、研究生等高级软件人才从事初级程序员的工作，不仅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也削弱了我国软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情并非永远的城墙
　　或许是为了安慰自己，在寻找与外资软件企业相比自己所具备的优势之时，“了解中国国情”一直被中国软件企业普遍看作是能够赶超外资企业固有的机遇。
　　“国情”确实给中国企业带来过机会，例如，在1998年，财务报表因为增加了现金流量表，软件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这些都是绝对的“国情”，是不能讨价还价的。用友、金蝶于是成为了国内软件市场的宠儿，但国内会有几个用友、金蝶呢？
　　事实上，不说其所强调的各种口号往往中看不中用，经不起推敲；就说随着外资厂商进入中国时间的不断加长，中国国情对其来说又怎会永远是难以搞懂的问题。更何况在“开发商了解国情”和“成熟软件产品”两者之中，让任何用户做出选择，答案都无疑会是后者。
此外，由于外资厂商总部通常都在国外，“市场反应慢、做事不灵活”也就常常成为其被国内软件厂商抨击的诟病之一。但是，随着国外软件厂商本地化策略的加强，产品在国内外的推出时间也早已不再差距巨大。

　　国际化不等于外包
　　在上述神话一一破灭之后，“国际化”又成为了中国软件厂商们的新希望。然而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中，都把参与外包作为了体现企业已开始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标准。但是，走国际化道路难道仅仅就意味着简单的争夺海外订单吗？软件出口和参与外包就是企业开始国际化的全部内涵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国际化不仅仅是外包。它要求企业的员工素质、技术水平、经营模式等都能适应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纵观整个软件界，又有哪几个国内厂商能真正经得起这几个指标的考验与衡量？
　　
寻找支点
遭遇“成长烦恼”的中国软件企业如何走向明天，能否转向成熟，已成为此刻它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与难题。
　　4月5日，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副司长赵波在“软洽会”上明确表示，今年我国确定了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18项软件业的重点工作，并将力举拓宽软件产业投融资渠道、加快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建设及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等8项措施，加快软件产业发展。而紧接而来的软件外包市场再度火爆及国家打击盗版力度加强，则从一定程度上深深印证了软件企业新的市场机会与发展跳板的真实存在。

　　打击盗版无疑将刺激软件行业的发展，而社会也将认同软件是一种资产
　　盗版一直是正版软件企业“心中的痛”。国家版权局新闻发言人王自强日前更明确指出：“中国已经是侵权盗版的最大受害国。”加之WTO组织对中国打击盗版不力的指责，“打击盗版”便以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成为了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近来的工作重点。
盗版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无疑将是刺激软件行业的发展，因为企业和软件开发人员将可以从新产品的开发中获得更大回报，且以前版权拥有者每年遭受的超过15亿美元的销售损失也将逐渐减少乃至彻底消失。按照国家版权局新闻发言人王自强的说法，原本是最大受害国的中国还将成为打击盗版方面的最大受益国，“因为从2002年到2006年这5年间，中国的盗版率若能够降低10个百分点，IT的就业就可以增加100万人，财政收入可以增加97亿美元，而对GDP的贡献率更将达到1227亿元。”

　　参与软件外包并获得优势是中国软件产品国际化的捷径
　　软件产业国际化，每个国家也都有着不同于他国的独特发展模式。例如美国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模式，主要特点是标准产品和标准化服务；日本是定制模式；印度是以国际市场为主的服务出口模式；爱尔兰主要做转口贸易；以色列主要做中间件产品；菲律宾则主要提供低端的技术性服务。
　　在中国，通过外包进入国际市场，已成为国内软件行业佼佼者们的共识。它不仅能迅速获得市场，改善公司的短期表现，大幅提高收入为公司财务报表增色不少，更重要的是能够加入全球产业链，并改良自己的产业链。从长远来看，软件外包更有可能促使企业在实践中快速成长。
由于中国软件公司目前普遍尚不具备争夺欧美外包市场的实力，想要依靠外包扩大规模的他们便大都挤在一条船上，争夺日韩的转包单子。

是造房子还是造汽车？
　　是造房子还是造汽车？中国的软件企业普遍选择了前者。造汽车需要资金、技术，还需要时间，但留下的是产品，别人很难模仿，而造房子走的是“做项目”的路子，投资倒是收回得快，但新的项目来了又要重头开始，你能做别人也能做。业绩的下滑、利润的萎缩让中国的软件企业逐渐看清楚了危机，变化之箭拉开了弦。
　　在信息化的大市场下，国产软件仍然举步为艰。在基础平台领域，几乎没有国产软件的踪影，而其他通用软件中能数得出名的仅有WPS、Netant、Foxmail等寥寥几个，应用软件也集中在安全和中文环境支持系统等少数几个领域，如CAD软件、财务软件、教育软件、电子排版系统、杀毒软件等。表面看来，是国际巨头的垄断夺去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是政府采购的尚未大面积铺开造成了国产软件的失利，然而外部环境并不能决定产业的现状，急功近利的心态才是国产软件业最致命的缺陷。
　　做应用软件还是做通用平台软件，后者利润虽厚，但却需要雄厚的技术实力，更关键的是，平台通用软件的开发意味着长时间、大量的研发投入，而收益却不是那么快就能回到手中；应用软件虽然利润和进入门槛都相对更低，但却能给中国的软件企业最及时的资金支持。在这样一个两难的道口，中国软件业的心态决定了他们选择什么样的路。
　　急功近利心态导致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软件行业无法自成体系。反观美国、日本、爱尔兰的软件业，建立了从芯片到中间件再到其他应用软件的完整体系。美国软件行业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拥有核心操作系统的关键技术，并在强大的通用平台软件的基础上，发掘了不断出现的新利润增长点。而日本消费电子产业的繁荣也和其完善的软件体系密不可分，正是软件核心技术的支撑，才使得对技术含量要求较高的消费电子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日本商业的标志。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产业链缺失，国产软件在上下游都受到国外巨头的制肘。
　　投机盛行的风气下，管理问题成为国产软件企业的一大难题。缺乏规范的运作流程，软件开发质量和周期都得不到保证，而对研发人员的管理又没有有效的手段，研发部门人员的流动常常造成企业核心技术的流失。
　　国产软件的一批领军人物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中国软件业走到了必须进行新一轮抉择的时候。在这场选手众多、赛程漫长的马拉松赛上，先天营养不良的中国软件企业们虽然有的迟迟未能长大，有些跑上了岔道，甚至退出了比赛，但已占据了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的选手，却已开始积极寻求新的希望。